第一节 毫无意义的“唯心”与“唯物”优劣之争（2）
面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我们似乎有必要到人类漫长的思维发展史中去走走，看看历史上持有唯物或唯心观念的哲学家们都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因为我们都不会拒绝这样的认识，即一个人有怎样的知识结构，便会有怎样的思维方式。
一般来讲，在人类已走过的文明历程中，知识大抵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社会科学，即政治、宗教、伦理、艺术等等；另一类为自然科学，主要包括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医学乃至工业工程等等。由于东方文明的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比较薄弱，故而我们的考察主要围绕西方从古希腊文明到20世纪中叶100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哲学家展开。具体的收获是这样的：
持唯物主义观念者中
知识结构纯属社会科学者：约21%
知识结构含有自然科学者：约16%
计：37%
持唯心主义观念者中：
知识结构纯属社会科学者：约32%
知识结构含有自然科学者：约14%
计：46%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总体上知识结构纯属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中，持唯物观念者约21%，比持唯心观念的32%少11个百分点；而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的哲学家中，持唯物观念者16%，比持唯心观念的14%仅多两个百分点。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持唯物主义观念者约37%，比持唯心主义观念的46%少9个百分点。
必须一提的是，这个比率由古至今并非一成不变。我们都知道，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不仅人们越来越重视人类自身的能力，同时，自然科学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因而越来越多的思想家介入了自然科学的实践或研究之中。的确，也就是从那时到20世纪中叶的比率关系，其实与总体的比率关系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不妨也列之于下：
持唯物主义观念者中：
知识结构纯属社会科学者：约：13%
知识结构含有自然科学者：约：9%
计：22%
持唯心主义观念者中：
知识结构纯属社会科学者：约：16%
知识结构含有自然科学者：约：23%
计：39%
事情的演化结果，似乎与我们所预期的完全相反。持唯心主义观念的人数迅速增加，已多于持唯物主义观念者17个百分点。而其中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的哲学家，持唯心观念者比持唯物观念者竟多出了14个百分点。甚至比具有纯社会科学知识之哲学家持唯心观念者也多了7个百分点！
怎么会这样呢？！通常我们都会认为，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比较务实，不会被那些虚幻的东西所迷惑，因此，应当更多地持有唯物主义的观念。可这些具有一定自然科学知识的非凡思想家们，为什么却更多地站到了唯心主义的行列中了呢？
此外，也许一些有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上面列出的那些数字中，无论怎么统计，似乎都少了一块。因为，就全部西方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者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有83%。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则更少，只有61%。其余的百分点到哪里去了呢？它们没有丢，而是被那些既不属于唯物，也不属于唯心（或是所谓在两者之间摇摆）的哲学家们所占据了。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居然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的思想没有固定的唯物或唯心之倾向！
这里也将这类哲学家就知识结构做了划分，总体而言：
知识结构纯属社会科学者：约：7%
知识结构含有自然科学者：约：10%
计：17
文艺复兴运动以后：
知识结构纯属社会科学者：约：17%
知识结构含有自然科学者：约：22%
计：39%
这些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徘徊的哲学家们，只具有社会科学知识结构者有：讲究同一论的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信奉进化论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推崇生命哲学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主张社会行为主义的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宣扬逻辑实用主义的奎因（1908－2000）、坚持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1889－1976）等等。
而具有一定自然科学知识的哲学家们有，形式逻辑之父亚里士多德、具有二元论世界观的笛卡尔、提倡折中主义的康德、信奉思维经济原则的马赫（E·Mach 1838-1916）、倡导实用主义的皮尔士（Peirce，1839－1914）、主张操作主义的布里奇曼（Bridgman，1882－1961）、推崇逻辑原子主义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坚持现象学的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倡导结构主义的莱维-斯特劳斯（Lvi-Strauss，1908－）以及几乎所有主张科学哲学的思想家等。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统计，似乎人们更习惯接受将这些对于人类认识活动做出卓越贡献的哲学家们，从人类对自身认识活动规律的讨论中被忽略掉。然而，这样的“忽略”，无疑会给我们全面观察、了解人类认识活动的真实形态构成不必要的局限性。
应该清楚，当我们在探讨人类认识世界的行为时，重要的不是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而是两者之间究竟是怎样联系的。这就好比我们要探索中国上海到美国纽约之间的途径，重要的不是上海和纽约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而是要弄清两地之间是怎样贯穿的。至于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对于我们往来于两地之间而言，只不过是由具体行动的走向所决定的？人们在上海和纽约之间，不可能永远以某一方为起点。同样，人类认识活动在物质和意识之间，也不可能永远以某一方为第一性。虽然，人类对外物认识的每一次深入，都与亲身体验有关，但后来的继承者获取这些知识，却不需要再由亲身体验开始，只需要阅读或聆听相关经验介绍（教科书等）就足矣。因而对后继者来说，他的发明，当视作从意识到物质则更符合实际。
我们不妨来看看居于唯物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8-1916）是怎样看待认识活动中，物质与意志之关系的：
颜色、声音、温度、压力、空间、时间等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与这些要素相联系的，又有心情、感情和意志。在这个组织中，相对稳定、相对恒久的部分特别显著，因而被铭刻于记忆，被表现于语言……但是，恒久的东西的总和总是比逐渐的改变大得多，所以这些逐渐的改变可以略而不计……重要的是恒久的东西的总和，既可以给这个恒久的东西加进新的成分，也可以随后从中抽出不合适的成分。
我们对于这个恒久的东西比较熟悉，这个东西比可变的东西对我们更加重要。这就促使我们养成了表象和命名的经济方法。这个方法部分地是本能的，部分地是随意的、自觉的，表现在通常的思维和语言里。[1]
在马赫看来，人类认识活动的“思维和语言”是由一些相对稳定（恒久）的东西组成的，而这相对稳定的东西是由来自客观的颜色、声音等和来自主观的心情、意志等共同建立的所谓“记忆”。虽然记忆可以增加新的部分或抽取不适当的部分，但它并不妨碍恒久地存在，并依然参与到了人们的思维之中。显然，马赫的解析没有受到物质与意识孰为“第一性”问题的干扰，而是客观地将人类认识活动的现象展现给了读者。因而，他的解析十分自然地与我们由神经科学那里获得的知识更加贴近。
如果说人类的感觉系统、大脑神经系统和行为系统是一个整体，那么所谓的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将感觉作为认识活动的起点；而唯心主义亦不过是将意识作为认识的活动起点。而它们的思维要素却是一样的，即感觉信息加特定的大脑神经结构。
细想一下，我们的思维并不是什么虚幻的东西，它不过就是大脑神经系统的介质传导而已。我们说它是意识（精神），如果没有了神经细胞，这些意识还会有吗？可如果我们说它是物质，将之与其他事物混为一谈，又怎么把握思维流的独到之处呢？因此，意识，其实只是人类思维（惯性神经结构流）的特定形态，它根本无所谓是否以自身为第一性；反之，物质刺激和大脑神经本身固然属于物质的存在形态，但当它们创造了思维，又有谁能说它们不是人类思维（惯性神经结构流）的特定形态呢？因而它们同样无所谓是否以自身为第一性。意识和物质是思维活动的两个侧面，从神经流的角度来看是“物质”的，而从区别于其它物质形态的角度来看则是“意识”的。
[1]《感觉的分析》马赫著 p2 商务印书馆1986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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