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一旦在我们的大脑中有了新的惯性神经结构，那么，这些新的惯性神经结构就会在某些“共享神经区域”的作用下，加入到我们的思维活动中来。其中既包括一般的空间型逻辑思维、四维时空型逻辑思维，也包括超时空创造型逻辑思维。于是，我们的思维便进入了较以往更为复杂的状态。例如1610年，伽利略(G.Galilei，1564—1642)注意到，望远镜倒过来观望时具有放大物体的特点，于是制成了一台可以给视觉带来放大效果的透镜仪，并称之为“显微镜”。“显微镜”这一词汇，在许多科学家的大脑神经中，便成为观察细小物品的逻辑成分。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虎克(Robter Hooke，1635—1703)就是诸多这样的科学家之一。1665年，虎克想弄明白软木为什么不仅轻，而且有弹性的特性，将之放到了显微镜下加以观察。结果他发现被切成超薄的软木片上，全都是些小孔或小室，简直就像马蜂窝。虎克随后将这些小孔、小室称作“细胞”。“细胞”这一词汇又加入到了人类的思维活动中来，并进一步使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实例还给了我们另一个重要启示，那些新词汇（新惯性神经结构）的出现，通过改变我们已有的思维方式，推动了新的人造物诞生；而新人造物的诞生，又会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感觉能力，从而使我们对周边事物的真实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知道，人类天生的感觉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仅就视觉而言，人类除能够感受到相当狭窄的可视光以外，红外线、紫外线、伽马射线、阿尔法射线等等均看不见，并且也看不见过于微观或超远距离的事物。但人类凭借自己发明的放大镜、显微镜、电子显微镜、X光造影、超声波造影、CT（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红外线夜视镜、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光谱分析仪……使自己的视觉能力得到了不断的扩大。

超时空创造型逻辑的行为有效分支之伟大意义在于：人类令自己生存的环境，按照人类的需要发生变化，从而使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原理之一“适者生存”被彻底颠覆。即某些能够适应人类愿望的事物才能“生存”，不适应人类愿望的事物则将消亡。

　　如果说，人类早期对超时空创造型逻辑“行为有效分支”的应用更多地是处于非理性的，偶然的事件，那么，13至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却是人类超时空创造型逻辑“行为有效分支”的应用，逐渐上升为理性境界的分水岭。

我们都知道，发源于意大利，先后波及德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地的文艺复兴运动，其表面是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希望冲破中世纪封建政治的桎梏，将人们的文艺生活重新带回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那种繁荣境界；而实际上，是当时的智者们首先意识到了，能够给人类带来切实幸福的，不是由观念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而是人类自身所拥有的经验、想象、实验、制作等能力。于是，人们由中世纪对精神偶像的绝对尊崇里走出来，开始对自身存在给予愈来愈大的尊重。出生于佛罗伦萨郊区的美术家、雕塑家、建筑家、工程师、机械师、科学巨匠、文艺理论家、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发明家，列奥纳多•达•芬奇 (1452-1519)，其笔下的《蒙娜丽莎》之所以久负盛名，并不是因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神秘的微笑”，而是因为这幅作品没有像当时的画家们那样，用自己精湛的技艺来描绘圣母玛利亚，却去描绘了一位凡人，一位村姑，一位男子心目中的普通异性偶像。于是，画家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绘画空间远非仅仅局限于精神信仰范围，人类自己的生活才是绘画主题更为辽阔的境域。由此可见，文艺复兴运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对人类自身价值的肯定。

那么，文艺复兴运动所肯定的人类自身价值又是什么呢？人类早在文明创世之初，就对自身的劳作、生殖等给予了肯定。这一点，我们从人类早期的岩画、图腾中不难找到证据。只是这种“肯定”的前提，还须屈从于某种外力的制约。无论这种外力是来自于客观事物（如雷电水火之威力），还是来自于人类主观的赋予（如神的万能力量），都是对人类自身创造性能力的否定。直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类才真正开始对自身改造世界的能力给予了正面的肯定。而人类之所以能够改造世界，就在于其超时空创造型逻辑思维的驱动！因此，具体来讲，文艺复兴运动所肯定的正是人类超时空创造型逻辑在“愿望”上有效的价值。也正因如此，自那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类创造性行为给予充分肯定的观念，不仅波及到了整个欧洲，甚至蔓延到了全世界。以至于在这短短的几百年里，人类将越来越多的客观物质，按照我们的愿望进行了改造。换句话说，哪些事物不能适应人类的愿望，那么它们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河道如果泛滥，就被加以改造；白蚁总是破坏人类的木质设施，就将它们连窝消灭；矿石不能当作人类的用具，就将它们加以冶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