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思维——共享神经区域的错位贯通
值得注意的是，共享神经区域的做用还不止于对事物共性的抽象提炼，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使原本与客观现象基本一致的惯性神经结构产生偏差。
即如我们前面已经举过的数字排列顺序的例子，当“1、3、5、7、9”和“2、4、5、6、8”两个惯性神经结构均在大脑中得到建立之后，倘若当事人的感官再次受到“1、3”刺激时，原本是应激活“1、3、5、7、9”这一惯性神经结构的，却因“5”的“共享”干扰，就有可能错误地变成“1、3、5、6、8”。
同样是前面我们已经出示过的示意图，这次我们需要注意其中灰色箭头的行走方向。它表明当大脑神经因感受器传来的刺激激活了某一惯性神经结构的一端时，其刺激惯性传导在共享神经区域那里会发生转向，从而引发另一惯性神经结构的兴奋。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如：一个人第一次在黄山之巅看到日出，第二次在东海之滨看到日出。当他又一次攀上某山巅，即便这次没有日出，他仍会想起上次攀登山顶时看到日出的情景，进而想起红日映照在东海中的壮观场面。其中，“山巅”是导致“山顶观日出”惯性神经结构兴奋的共享神经区域，而“日出”是导致“山顶日出”惯性神经结构向“日出大海”惯性神经结构转移的共享神经区域。
一个人自出生以后，发生在他周边的事物举不枚举。其中有的事物是一次性的，比如某天在路边拣了个皮球；有的可能是零星出现的，比如乘坐火车；而有的则可能是常常出现的，比如每天用餐，或接触家里的摆设之类。与那些多次或时常遇到的事物有关之其他事物，最容易形成不同惯性神经结构间的共享神经区域，也就最容易造成神经兴奋流的复杂化。
其实，动物的大脑神经最初并不是为“思维”而造就的，完全是物质本能地被动重组，从而逐渐形成的“反馈调节系统”。它主要用于动物肌体生理、行为的平衡，如饥饿时补充能量（觅食）、躲避危险的伤害以及传宗接代等。因此，动物的神经系统天然地具有接受感觉信息和激发肌体运动的功能。但是，由于动物的神经系统具有使用越多，越会派生出更多神经细胞的特性，从而导致原本“反馈调节体系”中的一个区间——中枢神经系统日益发达，最终形成了结构复杂的大脑。而大脑的日益发达，又导致我们所谓的众多“惯性神经结构”和“共享神经区域”的日益增多。有的共享神经区域还会日益复杂化，从而出现二级、三级乃至更高程度的共享神经区域。如此，也使感觉刺激在大脑神经系统中的错位连锁反应日趋多样。于是，在感觉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地带。感觉刺激（信息）在这个缓冲地带里经历着相当复杂的神经兴奋的连锁反应（或称神经兴奋流），这便是人们所谓的“思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其实没有必要把我们的大脑想得过于复杂。它的所作所为基本与我们接触到的客观事物差不多，即能够接受外来影响而被动重组。如被脚踩过的泥地会留下脚印、大水冲过的土地会留下沟壑等等。只是，这样的“被动重组”并不像花瓶被打碎那样一次了结了，而更像橡皮泥那样，每次重组都是在前一次重组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也包含了前一次被动重组时留下的某些信息。如果，日后的反复重组太多，早先的“重组”又没有得到重复强化，那么早先的重组就会日益淡漠乃至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曾经形成过的惯性神经结构都会渐渐淡化乃至消失的原因。
迄今为止，人类的思维模式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感觉性思维阶段和符号性思维阶段。
一、感觉性思维
在语言功能尚未形成之前，早期人类（包括现今许多动物）的大脑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在感觉刺激形成的惯性神经结构共享神经区域的作用下，进行思维了。因为感觉性思维是相对原始的大脑神经兴奋流，所以其表现形式更多地是一种较直接地对感觉信息（刺激）做出的反应，但同时也掺入了较为复杂的神经兴奋形式，比如“选择性思维”等等。
感觉性思维的特征之一是没有符号参与，完全依赖于映入大脑中的各种自然信息进行惯性互动，并由此引发肌体产生某种行为。然而，这种行为只是满足自身肌体的某种需要，而无法将所感受到的信息再现出来。因此感觉性思维的另一个特征是个体性，即无法在群体间进行交流。
一次，中国台北的电视新闻记者在交通繁忙的公路上拍摄到一个令人感慨的动物行为情景：一只麻雀，因同伴被过往车辆碰撞身亡而迟迟不肯离去。它不停地用喙拉扯同伴，希望同伴能像过去一样振作起来，与自己一起飞离这危险的地方。当它见到又有车辆飞驰而来时，便匆匆飞开；而车辆过去后，它又飞回继续拉扯同伴。如此持续了数小时。路人们颇为这只麻雀的安危担忧，于是将它同伴的尸首转移到路边。它又继续在路边拉扯自己的同伴。最后，道路清洁人员于心不忍，就地挖了一个小坑，将它的同伴掩埋了。这只麻雀居然停落在附近的电线上久久不肯离去，直至入夜……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麻雀的行为绝不能简单地以“条件反射”来解释，更不是所谓的食欲、睡眠等内在生理的简单冲动，而是包含着某种对过去（与同伴相处）的追忆，和对未来（依然能够与同伴相依为命）的渴望。它在拉扯同伴和躲闪过往车辆之间，大脑神经系统的运作毫无疑问具有思维的“选择功能”。到目前为止，我们或许能够从“鸟语”中找到某些特定的符号，但科学界并没有发现麻雀有像人类一样复杂的语言功能。因此，我们更愿意接受那只麻雀的“选择”是在感觉性思维中完成的。即如我们不需要用语言，也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或判断是否能够淌过一条河流。这只不舍丢下同伴而去的麻雀，看到汽车飞驰而来时，它同伴被汽车撞死的情形使它对汽车感到畏惧，因此在“拉同伴”和“躲开汽车”两者之间，它总是选择“躲开汽车”。这样的判断不需要有语言的帮助。
如果说，感觉性思维的“联想”是由于诸多惯性神经结构间的“共享神经区域”改变了感性信息的原貌，那么感觉性思维的“选择功能”则是在此基础上，由于万物自我“惰性”平衡的需要，从而现出的求生“动力”在大脑神经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麻雀的大脑神经活动，在生命安危和友情依恋之间，总是向生命安危倾斜，因为，“生命安危”的惯性神经结构远牢固于“友情依恋”的惯性神经结构。
然而，这只情深义重的麻雀无论内心里有多么痛苦，无论怎样惊险地躲避汽车，当它回到自己的族群中时，都无法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所见所闻告诉其他同伴，令其他同伴分担它的哀伤。动物将自己的思维转达给其他同伴，则应该是在符号性思维出现以后。
二、符号性思维
思维的另一种形式是在那些不同惯性神经结构和共享神经区域的基础上出现的，那就是符号性思维。
在思维的现实活动中，并不是任意惯性神经结构的共享结点都能形成符号性思维，而是在长期的大脑神经活动中，逐渐产生了在不同惯性神经结构中都参入了同类物理形态的刺激区域，从而使这些区域，成为其所处惯性神经结构的激发替代者。而那些具有替代功能且属于相同物理形态的惯性神经结构共享神经区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符号”、 “代号”、“名称”等等。因为，只要某种刺激激发了这些共享神经区域，就能够唤醒相关的每个惯性神经结构。
最早在人类大脑中出现具有符号作用的惯性神经结构之共享神经区域，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声波。因为人类不仅有一定声波范围的接受器——耳膜、耳鼓等，而且还有相同声波范围的发送器——声带、口腔等。绝大多数动物的听觉和发声系统都是与生俱来，但只有极少部分的动物（如人类）具有了丰富的发声系统。人类是否因为直立行走而使自己的发声系统变得丰富多彩，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挖掘的目标。我们所关注的是，声波是怎样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
当人类将不同的声音组合与不同的事物“捆绑”在一起刺激自己的感官时，便会在大脑神经系统中产生特定的惯性神经结构。而当这种惯性神经结构孤立出现时，与其他惯性神经结构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它们只表现为当人听到某种声音会想起某种事物而已。但当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与不同的事物“捆绑”在一起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如，人们总是用“妈妈”、“Mother”等这样的声音与自己母亲的形象同时刺激感官，从而在大脑神经系统中形成一个涵有“妈妈”或“Mother”声音和母亲形象的惯性神经结构。以至于到一定时候，只要听到“妈妈”或“Mother”的声音，就会想起母亲的形象；反之亦然，只要看到了母亲的形象，就会想起“妈妈”或“Mother”的声音。
上图中的三个惯性结构都包含有声音刺激（黑色块），当这些声音刺激被连贯成新的惯性神经结构时，便成为其原属惯性神经结构的“符号”。
在人们日积月累地将“mā（妈）”、“mother”这个声音与“母亲”捆绑在一起、用“niǎo（鸟）”、“bird”这样的声音与“飞行的动物”捆绑在一起、用“hé（河）”、“river”这样的声音与“较大的水流”捆绑在一起，甚至用“zǒu（走）”、“go”，“fēi（飞）”、“fly”，“líu（流）”、“flow”等这些不同的声音与具体事物的行为捆绑在一起，久而久之，这些惯性神经结构中由声音形成的“共享神经区域”，就在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体系——“符号系统”。随着长期的积累，人类大脑神经中的这个声音符号体系，多到了可以代表各种事物，甚至无论人类发现什么新的事物，都不断地用一个或一组特定的声音（名称）与之捆绑起来。于是，在我们的大脑中就出现了一个单单以声音就可以勾引起我们对外部世界所有现象产生惯性神经回忆的系统。于是，以声音这一物理形态来表达客观现象的体系就逐渐形成了。这就是语言。
如果说，思维本身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它一旦有了中介输出系统（声带、口腔）以及中介接收系统（听觉）的加入，并以空气震荡（声波传送）为空间中介，便上升到了群体行为，开始有了诸个体间内在思想的交流。
因此，声音符号在大脑神经活动中的出现，不仅使人类的思维变得更加迅捷，而且使人类个体思维经验的成果可以输出给群体共享，甚至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授下去。在人类没有创造出文字之前，我们所有的神话传说，就是前人的思维活动，通过声音符号体系口口相承，流传下来的。
有关思维的诸多形态，我们将在本书的《下篇》中详细论及，这里恕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