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我们阐明了“思维的结果如何能够与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保持一致”的问题，本节我们将要探讨的是第二个问题，即“思维的变化如何能够在客观实践中行之有效”。所谓“思维的变化”，是指大脑惯性神经结构的内容偏离了客观事物原本刺激神经的形态而出现了新的面貌。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探讨思维形成时曾经触及到，由于局部相同的刺激，使不同惯性神经结构形成了一定的“共享神经区域”，从而使两个或更多的原本相对独立的惯性神经结构被错位贯通，出现了惯性神经结构流。这种“惯性神经结构流”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联想”、“想象”或“创意”。因为，它们的出现已不再完全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而是客观事物某种面貌的重新组合。即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日出”的例子，由于“登顶”和“日出”这两个共享神经区域的作用，使原本独立的“登山顶观日出”、“大海边观日出”，和“攀登山顶”三个惯性神经结构得以串通，结果，因“登山顶”而想起了“日出”，又因“日出”想起了大海边。而形成这三个大脑神经惯性结构的三个客观事物，其实是完全互不相关的。
大脑神经结构天生具有两种特性，一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的，在感觉刺激的作用下，形成与客观事物形态及演化相一致的惯性神经结构；另一则是重组已形成的各种惯性神经结构。而后面这种特性，才是人类超越所有动物，创造文明的动力！这一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科研成就，便是最有力的证据。我们不妨来了解两个实例。
19世纪著名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提出了进化论。达尔文于1831年12月开始以博物学家的身份随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作了5年艰苦的环球考察，途中拜读了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于1830年至1833年陆续出版的《地质学原理》一至三卷。赖尔曾于20岁起开始对欧洲和美洲等地多次进行地质考察。他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地球的地壳变化是由于最平常的自然力（如风、雨、温度、水流、潮汐、冰川、火山、地震等等）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点点变化而来的。从而提出了“均变论”（即地质变化是逐渐发展）的观点。达尔文对赖尔的这部著作十分推崇，赞叹说：“读完每一个字，我心中充满了钦佩之感。”并全面接受了“均变论”的观点。其后不久，也就是1835年秋天，达尔文在考察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时，按惯例将每个岛屿上的反舌鸟都收集了一定数量的样本。结果，达尔文发现，不同岛上的反舌鸟各有自己的特征，有的喙大，有的喙小，有的喙粗，有的喙细……
我们不难看出，赖尔的“均变论”以符号性间接刺激的方式在达尔文的大脑中建立了惯性神经结构；而加拉帕戈斯群岛中不同岛屿上之反舌鸟在生理上存在的一点点差异，以亲历客观事物直接刺激的方式，在达尔文的大脑中建立了另一个惯性神经结构。但两个惯性神经结构间有一个共享神经区域——“一点点变化”，正是这个共享神经区域，使达尔文将“均变论”的观点与鸟的生存变化实现了嫁接。达尔文指出，栖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不同岛屿上的反舌鸟，它们的祖先都源自南美大陆。由于种种特殊原因（例如乘风飞来，靠大鸟带来，靠木片浮来等）流落到不同的岛屿上。岛的四周是水，它们没法飞出去，就在各自的岛上生活，天长日久，因环境不同，于是产生了同种鸟的变异。又由于鸟对于达尔文来说是生物的一种，因此，他很容易通过“生物”这一惯性神经结构的共享区域，将鸟的变异状况扩展到整个生物界。即生物为了适应环境，产生种种变异，经过遗传和自然选择，逐渐形成了新的物种。于是，达尔文那伟大的“生物进化论”就这样在他脑海中形成了。
大脑神经结构天生具有两种特性，一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的，在感觉刺激的作用下，形成与客观事物形态及演化相一致的惯性神经结构；另一则是重组已形成的各种惯性神经结构。而后面这种特性，才是人类超越所有动物，创造文明的动力！这一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科研成就，便是最有力的证据。上一次我们谈了19世纪著名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提出了进化论的创造性思维过程，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事例：
据说，法国哲学、数学、物理学家笛卡尔（1596—1650）一直想以直观的几何图形来表示抽象的代数方程。一天他卧病在床，发现一个蜘蛛拉着丝由房顶垂挂下来，并上上下下地到处拉丝。蜘蛛的行为使笛卡尔突发奇想，即如果把房屋两堵相邻的墙壁与地面形成的三条墙角线，视作三条可以标示数字的轴线，而将地角落那三条互为垂直的墙角线汇集的顶点视为三条数字轴线的共同起点“0”，那么，那只悬于空中的蜘蛛，不是就成了一个完全可以被这三条数轴确定空间位置的几何点了吗？于是笛卡尔创建了直角坐标系。
在笛卡儿的认识过程中， 1、2、3……抽象数字序列（“线”性关系）与“空间位置（“点”）是两个长期分离的惯性神经结构，而墙角线（可标明数字序列的几何图形）与蜘蛛（空间位置点）的惯性神经结构，恰好以“线”与“点”两个共享神经区域分别与数字序列和空间位置相贯通，从而形成了两者的统一关系，产生了用三条相互垂直的数轴确定空间位置点的直角坐标系这一全新的惯性神经结构。
其实，人类由于惯性神经结构间共享神经区域而形成的联想、想象乃至发明、创造等是非常多的。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并非所有这样的惯性神经结构重组都能像“进化论”和“直角坐标系”那样，直接指导或应用于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现实生活。例如鸟是用翅膀飞行的，如果人的手臂能变成翅膀就会像鸟一样飞行。而飞行是可以越飞越高的，如果一直往上飞，就可以飞到月亮上。因此，嫦娥奔月这样的想象在我们的先人那里早已有之。但问题是，这样的想象中有许多环节是不能（至少是暂时不能）在客观现实中实现的。如人无法长出翅膀，或人在太空中无法适应气压、缺氧等环境条件。所以人类的这种想象、创意，只能停留在幻想、梦想或者文学作品之中，而无法将之变为现实。
大脑“共享神经区域”所表现出的这种令不同“惯性神经结构”产生重组的本能，相对于客观事物的信息刺激而言，原本应该是一个错误，但正是这个“错误”，给了人类改造世界，创造文明的可能。然而，与这种本能俱来的问题是，人类大脑神经的这种变更，如何才能回归到与客观事物一致，或者说，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呢？
其实，人类由于惯性神经结构间共享神经区域而形成的联想、想象乃至发明、创造等是非常多的。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并非所有这样的惯性神经结构重组都能像“进化论”和“直角坐标系”那样，直接指导或应用于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现实生活。例如鸟是用翅膀飞行的，如果人的手臂能变成翅膀就会像鸟一样飞行。而飞行是可以越飞越高的，如果一直往上飞，就可以飞到月亮上。因此，嫦娥奔月这样的想象在我们的先人那里早已有之。但问题是，这样的想象中有许多环节是不能（至少是暂时不能）在客观现实中实现的。如人无法长出翅膀，或人在太空中无法适应气压、缺氧等环境条件。所以人类的这种想象、创意，只能停留在幻想、梦想或者文学作品之中，而无法将之变为现实。
大脑“共享神经区域”所表现出的这种令不同“惯性神经结构”产生重组的本能，相对于客观事物的信息刺激而言，原本应该是一个错误，但正是这个“错误”，给了人类改造世界，创造文明的可能。然而，与这种本能俱来的问题是，人类大脑神经的这种变更，如何才能回归到与客观事物一致，或者说，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呢？
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下面三种情况：
1.伟大的发明家鲁班无意中被齿状植物叶片割破了手，于是发明了锯子“割”木头。
2.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仅创造了用石斧劈柴等，而且也发明了制作铜斧、铁斧劈柴。可中国明代伟大的文学家吴承恩（约1500－约1582）在其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的第六回里，想到了借孙悟空之口笑话二狼神：“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现实中，用斧头劈山显然是行不通的。一来，人类难以制作能够与山当量的大斧头，其次，即便有了如此大的斧头，靠人的臂力也是无法使唤的。
3.《圣经·旧约·出埃及记》里说，摩西历尽千辛万苦，拯救在埃及当苦役的以色列人，并帮助他们逃离埃及。埃及王自悔让以色列人离去，派出追兵。摩西在耶和华的指使下，“向（红）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1]。用手杖将海水分开，显然是人类无法做到的。虽然手杖可以划过海水，但海水在手杖划过之后，依旧会流回原样。
以上三个类似的例子，都是我们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真实作为，但它们在现实中的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鲁班不仅在“齿状”大脑神经“共享神经区域”的作用下创造了锯子，而且还用锯子有效地破解了木头。吴承恩虽然在“斧劈” 大脑神经“共享神经区域”的作用下产生了“劈山”的创意，但却不可能真的用斧头完成劈山。《圣经》的缔造者在“杖分”这一神经“共享神经区域”的作用下产生了“分海”的想象，却无法在现实中以杖分海。三者比较之后，我们不难发现：
虽然，由于大脑共享神经区域的作用，使两个甚至更多的惯性神经结构得以贯通，形成“创意”，但一个相对于现实而言“有效”的创意，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才能通过人类的行为，将其转化为现实。这两个基本条件就是：
1.创意产生的结果，处于人类控制相关事务能力的范围之内；
2.与创意有关诸多事物之间的关系，应符合它们原本具有的属性。
上述三个实例中，“鲁班造锯”符合这两个条件；“二郎神劈山救母”不符合第一个条件，却符合第二个条件；圣经分开红海海水例符合第一个条件，但不符合第二个条件。因而，“鲁班造锯”的创意是一种惯性神经结构有效重组。其实，诸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笛卡尔提出直角坐标系等等，均属惯性神经结构有效重组。
虽然，我在这里指出了“共享神经区域”对于惯性神经结构的重组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它极有可能是人类能够理性驾驭“创造力”的有效途径，但我相信，大脑神经的创造力，可能还有更多的方式。但那将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并非我现在可以全部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