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语义递进的判断流

由于四维时空判断在人类思维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将人们所要描述的语言内容给予特定的时空定位，而现实中的许多事物，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所以，在实际生活（或者说在四维时空）中，人们也常常是由许多判断句来实现对一段四维时空条件限定下，所发生的事物变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与词汇在语句中的表现相类似的现象，即不同的四维时空判断连结起来，形成了判断流。而前面的判断，对后面的判断具有限定作用。因而，同样的判断流，一旦其中的某个或某些判断发生了变化，其结果都将有所不同。我们来欣赏一段美国伟大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6）的著名短篇小说《一百万磅的钞票》中的描述：

我二十七岁那年，在旧金山一个矿业经纪人那里当办事员，对证券交易的详情颇为精通。当时我在社会上是孤零零的，除了自己的智慧和清白的名声而外，别无依靠；但是，这些长处就使我站稳了脚跟，可能走上幸运之路，因此，我对前途是很满意的。

每逢星期六午盘之后，我的时间就归自己支配了。我照例在海湾里把它消磨在游艇上。有一天我冒失地把船使出去太远，一直漂到大海里去了。正在傍晚，我几乎是绝望了的时候，有一只开往伦敦的双桅帆船把我救了起来。那是远程的航行，而且风浪很大，他们叫我当一个普通的水手，以工作代替船费。我在伦敦登岸的时候，衣服褴褛肮脏，口袋里只剩了一块钱。这点钱供了二十四小时的食宿。那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中，我既没有东西吃，也无处容身。[1]

在马克·吐温这段文字不多的生动描述里，对于“我”的判断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化。具体如下：

1. 我对前途是很满意的。

2. 我几乎是绝望了……

3. 我……（是）以工作代替船费。

4. 我（是）既没有东西吃，也无处容身。

这里，“我”从对前途“满意”到“绝望”，两个判断就精神上而言，发生了质的变化。

而“我”对前途的“满意”还包含一层逻辑寓意，那就是在物质生活上不匮乏。但随后“我”变成了以体力“工作代船费”，物质生活开始出现“量变”；继而“既没有东西吃，也无处容身”，一贫如洗，生活状况发生了质变。

这四个判断之所以对于“我”来说全都成立，而且不应有其它结果，是因为它们都有具体条件所限制。这些条件本身，有些也是某种判断。如在“我对前途是很满意的” 这一判断前有如下条件限定：

1.二十七岁那年。（状语）

2.在旧金山一个矿业经纪人那里当办事员。（关系判断）

3. 我在社会上是孤零零的，除了自己的智慧和清白的名声而外，别无依靠（关系判断）。

4. 这些长处就使我站稳了脚跟（因果判断），可能走上幸运之路（模态判断）。

只有上述这些时、空及性质等条件的限定，“我对前途是很满意的”这一判断在“现实”中才站得住脚。不过，接下来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了：

1.每逢星期六午盘之后。（状语）

2.我的时间就归自己支配了。（关系判断）

3.我照例在海湾里把它（时间）消磨在游艇上。（性质判断）

4.有一天。（状语）

5.我冒失地把船使出去太远（状语从句），一直漂到大海里去了（关系判断）。

6.正在傍晚，我几乎是绝望了的时候。(状语)

在这些新条件的限定下，判断结果开始发生了变化——“我几乎是绝望了……” 而这个判断又与其它因素一起，构成一个时间状语，对后面的判断产生了作用：

1. 正在傍晚，我几乎是绝望了的时候。（状语）

2.有一只开往伦敦的双桅帆船把我救了起来。（陈述句，条件变化，绝望转为有望）

3.那是远程的航行，而且风浪很大。（联言判断）

4.他们叫我当一个普通的水手。（陈述句，条件变化，由难民成为水手）

于是，“我……（是）以工作代替船费”的结果变得有效。此时的“我”，没有了金钱来源，却不会受到饥寒交迫的困扰。不过,条件的变化使情况变得更糟：

1.我在伦敦登岸的时候。（状语）

2.（我是）衣服褴褛肮脏，口袋里只剩了一块钱。（联言判断）

3.这点钱供了二十四小时的食宿。（陈述句，条件变化，钱花光了）

4.那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中。（状语）

5.我（是）既没有东西吃，也无处容身。（联言判断）

当上述这些条件形成后，“我（是）既没有东西吃，也无处容身”的联言判断结果便自然而然地成立了。

显然，无论是在“我对前途是很满意的”、“ 我几乎是绝望了……”这些有关“质变”的判断之间，还是 “我……（是）以工作代替船费”和“我（是）既没有东西吃，也无处容身”由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作为条件的状语、定语等等陈述句等形成的限定。这种限定在语义递进上具有“中介”传递的演化功能。是它们将之前的事实与之后的事实自然衔接起来，但却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生了变化。存在于三维空间中的事物，随着时间（第四维）的发展，并不是像动画片那样由一格跳到另一格的，而是像长江中的水那样连续不断。我们语言思维的四维时空判断流，就好像是浩浩长江上的重庆、三峡、武昌、南京、上海等码头。虽然这些判断是处在特定空间上的，但江水却需要历经万县、沙市、九江、镇江等诸多中间环节，不间断地一灌而下。要想让人知道水是怎样由重庆到了三峡、到了武昌乃至上海的，就不得不对这些结点之间的状况给予交代。只有这样，不同阶段判断的结论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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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国短篇小说》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年10月版 p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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